以利为利周飞舟电子书(以利为利周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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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县乡财政危机此表反映的是2002和2003年的情况。由于材料的限制，表中只列出了最重要的七个税种的分享情况。中央分享的是增值税〈7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60和%)。省级分享的内容各不相同。其中湖南省分享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12%;重庆在丰都县的材料中显示分享了耕地占用税的40%，在铜梁县的材料中显示分享了营业税的40%和个人所得税的16%;吉林省则分享了四个税种，分别是增值税〈12.5%)、营业税(50%)、企业所得税(16%)和个人所得税(16%);江苏省分享的最少，来自无锡县的资料显示省级政府分享了耕地占用税的50%。在这四个省中，地市级的政府很少参与分享，只有江苏省无锡县的资料显示地市级政府分享了此地耕地占用税的10%。县级参与分享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在湖南省，两个县没有分享其下属乡镇的工商税收，南县是将农业税全部作为县级收入，而湘潭则是将税费改革前的农业税基数作为县级收入，将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增量留在乡镇一级中。在重庆，铜梁县的资料显示县级财政在两个乡镇分别分享了营业税的35$%和30%，在其中一个乡镇还分享了耕地占用税的50%;在吉林的辉南县，县级政府没有按照税种分享乡镇的收入，而在九台县的两个乡镇，分别分享了增值税的3.75%和12.5%，又将一个乡镇的全部农业税划为县级收入。与前面三个省相比，江苏省的县级财政集中乡镇收入的力度明显要强得多。在宜兴县，县级财政集中了全部25%的增值税、100%的营业税、40%的企业所得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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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100%%的农业税;在无锡县，县级财政分享了18.75%的增值税、40%的营业税、16%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以及20%的耕地占用税。“层层分税制”鲜明地展示出分税制对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影响。中央政府虽然只是规范了与省级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但是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地使得省以下各级政府纷纷进行分税种的税收分享改革。分税种的收入分享是在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财权划分体制，许多国家个”2003年全国推行的税费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将各种收费或者取消、或者并人农业税统一征收，这样农业税的总量出现一个较大的增长。税费改革将在本书第七章详细讨论，此处不在展开论述。一89一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都通过立法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各种税收上所应占的分享份额C。但是中国在分税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全国范围的税收划分体制却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我们看到，在分税制的效应向下传递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断扩大税收分享的范围，从增值税扩展到所得税，又扩展到营业税、耕地占用税等许多税种，虽然分享的种类、比例五花八门，但是税收层层向上集中却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这与分税制前逐级向下包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大部分中西部省份相比，我们看到发达的江苏省显示出的趋势有所不同。表6-2显示，江苏省的省级和地市级政府几乎没有参与县乡级的税收分享，这可能与其发达的城市经济有关。而县级财政却表现出比大部分中西省份更强的集中收入的力度，乡镇政府的财权几乎大部分被集中到了县级财政。我们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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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章节里集中讨论沿海发达地区的这种财政状况与城市化和土地开发之间的关系。分税包干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地方政府间的“层层分税”与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分税制有很大的不同。其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越到基层，包干制的做法越普遍，只不过是变成了分税种分别进行包干，这在县乡财政体制的调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而言，基数包干法仍然是县乡财政体制中最常用的体制，只是原来的一揽子收入基数变成了按税种划分的许多个基数。一般来说，税收基数被分成增值税基数、一般工商税收基数和农业税收基数三个大类。在有些地区，由于地方的某些工商税收也被上级分享，所以会更加细致地划分成诸如所得税基数、营业税基数等等。每一种基数对应着相应的“超基数收入”和“超任务收入”部分。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发现“超收分成、“超收全留”以及“从收不补”等财政包干的关键词语仍然是分税包于法下的最常用办法。从表面上看，这些分税制后和新体制与原来的旧体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只是计算更加复杂而已。但是，在影响下级政府的激励和行为取回方面，新旧体制之间实际上极为不同。分税包干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对于不同的税收基数，其超收分成的部分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以增值税和农业税为例作一下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假设某乡镇的增值税基数和农业税基数同为100万元，超收留成的比例同为80%。那么如果两个税种的超基数收入均为10万元，则农业税超收部分乡镇可以留下:中详见齐志宏(2003),《多级财政体制比较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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