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为利与财政的感悟(以利为利pdf周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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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以利为利与财政的感悟》

第四音aa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执行。其次，分税制最为明显的效应还是收入向中央的集中。我们来看下图4-1:“两个比重”的变化情况20062007从图4-1中可以看出，对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而言，1994年前后有天壤之别。这主要是通过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被划为共享税和中央税造成的。1994年这两项税收总计3089.7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3.6%，其中增值税尤为重要，计2308.3亿元，这一个税种就几乎构成了国家税收的半壁江山。这是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中央一改包干制下的包干“承诺”，将地方的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这当然遇到了来自地方的阻力。1993年9月到11月，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朱锭基带着财政部以及其他部门的领导走访了17个省、自治区，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实际上是就实行分税制和地方进行讨价还价。根据当时参加人员的回忆，来目广东的阻力最大。广东的基本态度就是要求继续实行财政包于制。下面我们看看刘仲袭的回忆:与地方谈的时候和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读。在广东谈时，谢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雪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赛〈音)的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恋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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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话，那刘仲更他们说什么他们有话说吗?1就得我来讲。”一下就给驭回去了。@刘克岗、贾康主编(2008),《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经济科学出版社。3，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虽然在其他各地也遇到了程度不同的阻力，但是在中央的压力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的认可。这一方面说明中央仍保持着对地方的绝对权威，也与中央在谈判中与地方的讨价还价和妥协的方式有关。中央对地方的让步体现在分税制设计的两个方面，这都与税收返还的设计有关。对于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收返还，一个设计是以1993年为返还基数，另一个是自1994年之后，返还数以两税增量的1:0.3(中央:地方)的比例增加。我们对此分别来进行分析。按照分税制的制度设计，1994年中央会将从地方集中的两税收入按照1993年的两税总量〈返还基数)全额返还给地方。因此1993年的两税收入总量就成为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分配的关键。因为中央和地方就分税制展开的谈判是在1993年下半年进行的，这时1993年的税收决算数还没有出来，所以只要以1993年为返还基数，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努力来最终扩大1993年的两税总量。财政部考虑到这会促使地方以各种手段迅速增加1993年的税收总量，从而扩大地方的返还基数，减少中央在分税制后的交集中收入，所以建议以1992

以利为先以利为重劳动的应有之义

年的收入作为返还基数。而地方政府则强烈要求以1993年为基数。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广东省并未坚持继续实行包干制，但是坚决要求以1993年作为返还基数，其他一些省市也有这个要求，作为支持分税制的条件。这个设计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而199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也的确出现了异常反应。199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了24.8和，此前五年的平均增速只有9.6%。这个迅速增加完全是由于地方财政增长所致，因为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上年下降了1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绝对数量则增加了887.5亿元，增幅达35%中。为了增加收入以提高税收返还的基数，各地政府用了许多手段。比如命令已减免税的企业补缴税款，把基数抬高之后再私下返还给企业。又比如，将已经倒闭了的企业或者欠税多年的企业税款通过转账或者银行借款缴税;还有袖吃卯粮、收过头税等种种办法。地方的这种反应，中央虽然已经预料到，但是没有想到如此严重。当时朱身基盛经之下，命令财政部派遣工作组到各地检查，“挤水分”。但是由于地方行政、财政、银行、企业串通一气，中这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按照《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一书中的数字，则是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在1993年增长39.9和，绝对量增加了900多亿元(该书369~370页)。两组数字差别不大，都说明了地方政府对分税制方案的“应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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