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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以利为利书评》

第一童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作一个总纺:表2-4财政体制的变迁(1949-1979)对地方收入的激励1949-1952无1953-1958分类分成中1959-1970总额分成和弱1971-1973收支包干强1974--1975固定分成中1976-1979总额分成能从表2-4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央与省的财政体制共做了五次调整，分成六种不同的体制。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将六种体制对地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激励程度分成了无、弱、中、强四类，列在此表的第三栏中。从第三栏可看出，中央对地方的激烈呈现出明显的波浪型变化的趋势:1953~1958和1971~1975这两个阶段财政体制更倾向于激励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其他几个阶段则相对更加集权一些，即地方政府超收的收入大部分会被中央政府拿走。改革前三十年中央对地方的“收莽”实践不只表现在财政体制的变化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中央与地方在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权限上。从本章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管理权种类繁多而复杂，但是这些权限在“条条”系统和“块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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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之间的转移趋势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一般而言，权力一旦转移到“块块”系统，地方政府就会有意识的就中央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展开竞赛，其表现可以比较鲜明地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上反映出来。我们看下图。图2-1清晰地表现出改革前三十年间的两次放权运动和期间的集权时期。1958~1960年是第一轮，1970年到1973年则是第二轮。从这种反复的“收放”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重要的发现，这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极为重要。第一，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之下，市场和商品经济不存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都归政府来管理和进行配置，因此“收放”实践可以被理解为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刺激、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尝试。这种尝试的基本模式就是经济停滞时放权，过热和混乱时则集权。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16000四14000LI000012000EscpgmeagcggzgeapgsOO00一一加认|4000]3a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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