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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反，竞赛在压力之下愈演愈烈。只有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之后，中央政府才开始力图终止竞赛。在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场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控制表现政治控制、媒体控制和资源控制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党和国家政治体系实现的政治控制。通过党的体系，中央实现了对地方官员人事晋升的高度集权。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权实际上牢牢掌握在党委第一书记手中，省长、市长只是执行党的决策的行政长官，所以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以通过非科层化的方式展开。中共中央有权力随时撤换、调动各级政府的真正领导，而撤换、调动的重要依据就是对党的忠诚和是否走“革命”路线，而是否忠诚和走“革命”路线则是以在政策和实践上响应、执行的党的号召为重要依据的，这叫做“表现\"。所以在“锦标赛”发动的过程中，经济上的放权和政治上的集权也就是对地方官员的动员、“过关”、考察和调动是同时进行的。这种集权的一个特点是其高度的非科层化和非程序化。某个官员响应迟缓、执行不力，会因为“政治路线”的问题而被撒换而不是出于行政上的理由。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的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高度的政治集权表现在对落实中央计划、完成高指标上，中央除了要求负责干部逐级参加地方会议，还要逐级检查。对于没有完成的，要给予处分0。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更是明确了即锦标赛的基本形式,“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定。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另一个特点是这种控制逻辑不仅限于中央和省，而是层层扩展，一直深入到被高度组织化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当中。“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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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一表现”成为考察官员乃至普通人“政治正确”的基本逻辑，这对全民投入大跃进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省内的“人党积极分子”在人口中的比重与本省在大跃进之后的非正常死亡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逻辑对推动“锦标赛”的巨大作用@。其次是通过以媒体为中心实现的对信息系统和社会氛围的控制。对媒体的控制是发动全面锦标赛的重要条件。这种控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压制、封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取一些量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其变中央，一个也不能少.”(毛泽东选集第七状，1999:347)图Yang，D.L(1996)，CalamityandReforn训China:State，RiuralSociety，andFnstitadionalChangeSinceheCreatLeapFamine，StanfordUniversityPress.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杀与“锦标赛”目标不协调的声音和言论2，另一个功能则是宣传甚至夸大参赛者的成绩来推动锦标赛在全社会的全面展开，并制造比赛的强烈氛围2。再次是资源控制。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是锦标赛发动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如果我们按照资源配置的手段将社会经济资源分为“体制内资源”(政府计划控制)和“体制外资源”(市场控制)，那么，通过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市场基本不再是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手段，几乎全部资源都通过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进行配置和再分配。在这种形势下的分权只能是政府内部中央疝地方政府的分权而非同市场和社会的分权。由于资源的再分配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指标和计划体系，所以地方政府无法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行动者，只能是在中央政府的指挥棒下进行比赛的参赛者。在这种竞赛中，竞赛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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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者得到的奖励是完成或超额完成指标任务后的荣誉，并不能通过比赛得到不受比赛的发起者控制的额外利益。高度政治控制和资源控制基础上的经济分权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导致了“公司化\"、“软预算”和“层层加码”的地方政府行为，在很短时间内引发了快速的经济建设高潮。但是,恰恰也是这些控制手段导致了这场“锦标赛”的失败。在高度的政治控制之下，地方政府竟相通过制定高指标、全面动员社会经济资源来实现高指标来表现政治上的忠诚,“公司化”和“层层加码”就是实现这些指标的必然手段，而且为中央政府所允许和鼓励。中央对资源的高度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并不关心投资和建设的长期经济效益，而只是以扩大投资规模为目标;同时，由于在锦标赛期间地区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地方政府努力建立辖区内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复建设和地区保护主义盛行并成为“锦标赛”期间的一个主要表现@，这两个方面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软预算约更”现象。高度的媒体控制则同时导致浮压、隐罗的信息混乱，使得中央政府在全面严密的控制之下部分失去了真实的地方信息来源。有研究表明，在三年目然灾害期间，灾害严重的省份甚至还通过向周围省份调出粮食的“支援”举动隐旺省内的灾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央的控制越严密，反而越难以知晓地方的实际情况，最后只能以全面收回权力来控制局面，锦标赛就此结束。四唐秀平〈2006),，“大牙进中新闻报道失实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第6期。四”郑凯歌(2008),“浮夸风的博弈分析:从信息角度对大饥荒的解释\"，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图详见胡书东(2001)的相关论述:《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一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田周飞舟(200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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