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为利 周飞舟在线(以利为利 周飞舟 mo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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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音基层政权的“曼浮”状态购”，农民有了一定的售卖粮食的自由。国家粮食定购价格逐年提高，以至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倒挂”现象，即粮食的定购价高于粮食的市场价，农民所要担负的粮食“暗税”基本消失了。随着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的增长和“暗税”的消失，大部分农村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另外，随着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繁荣，基层的县乡财政也设有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所以，虽然农业税、集体费用等需要从农民手中挨家挨户征收，但农民负担基本不是突出的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分税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转制、倒闭，中西部地区的县乡财政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农民负担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发展到90年代后期，各种收费过多过重而造成的农民自杀、和群体上访亚性事件成为媒体中最为常见的报道之一，已经成为威胁到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个时期的农民负担可以概括为“税、费、工、三乱”四个部分:(1)“税”的部分一般叫做“农业五税”，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履军税、契税《与农业有关的部分)、耕地占用税。其中农业税相当于传统社会的田赋或者“正项”部分，一般按照田亩征收，约占粮食产量的4多至5%，税率较低。农业特产税是指种植经济作物所要交纳的税收，属宰税是农民进行生猪养殖、售卖屠宰时所交纳的税收，一般会转嫁到养猪户头上进行征收。在农民负担严重的地区，甚至有按户摊派征收屠宰税的现象。契税和耕地占用税一般按交易发生和耕地占用的情况征收，一般情况下不会按户摊派。(2)“费”的部分一般叫做“三提五统”。“三提”是指村集体的“三项提留”费用，即村干部的管理费以及村庄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分别用于生产积累和村内的社会福利。“五统”叫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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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统筹\"，是指乡镇政府征收的费用。之所以叫做“五统”，是因为这些费用是以乡镇政府内部五项公共开支的名义收取的，这五项公共开支分别是教育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三提五统”是自1991年国务院颂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开始后征收的,本条例颁布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农民负担，防止基层政府向农民乱收费，但是经过了几年之后，这种规范后而合法化了的收费变得不可控制，成为农民的主要负担。为了进一步进行规范，国务院又在1998年颁布了新的文件，规定这些费用不得超过农民纯收入的5%。(3)“工”的部分包括“两下”，分别是“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植树造林、防汛、公路建设、修缮校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植树造林。按标准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10至20个劳动积累下。这些义务劳动经过村集体批准可以以资代劳，在许多地区变成每个工收取10元至15元不等的负担。一101一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4)“三乱”的部分就是所谓“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农村地区的集资收费几乎没有标准可循。县乡部门、乡村干部往往以公共事业的名义任意制定集资收费的标准，其中办学、修路、农田水利都是集资收费的主要名目。在这些项目中，农民或直接被摊派交费，或者无偿出劳力，家庭缺少历力或不愿出劳力的户则要交钱替代。农村的请项公共事业如交通水利、教育医疗等等往往靠农民交费承担，以至于有些农民说，现在的道路是“农民自己出钱修路”，现在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出钱办教育”。在三乱的背后就是地方官吏的贪污和腐败。在这段时期，农民对于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印象之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对于这些农民负担的总量和结构，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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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而完整的经验数据。这主要是因为“三乱”的部分几乎没有可能收集到准确的数字，而“三提五统-的真实数量也很难调查得到。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数据，1997年全国农民人均三项负担性支出(包括缴纳税金、上缴集体承包任务、提留捧派额)为108元，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2多中。根据农业部1999年全国六省十二县82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人均的农民负担总量在100元左右，约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和左右，其中农业税、三提五统和集资收费分别占负担总量的29%、58%、13%@。这其中集资收费的“三乱”部分肯定是被低估了。从“税”和“费”两部分来看，三提五统恰好是农业税的两倍。根据作者参与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1年对于湖北训阳、河南召陵和江西泰和三地的调查，湖北训阳县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为1383元，人均负担为389元，人均税费负担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其他两县这个比重则分别占9%和8%。调查农民负担问题最大的困难就是得到真实的数字。农民负担水平最容易被低估和上卫报，而人均纯收入则容易被高估和和压大。在这次调查中，湖北襄阳的数字更加真实一些。从结构上来看,“税负倒挂”是更加严重的问题。所谓“倒挂”，是指收和人水平越低的农户的相对负担越重。这主要是因为农民负担大多按亩计算，有些地区的乡统筹按人计算，而农民的收入水平却决定于其是否有非农业(如打工)的收入来源。我们来看下表7-1;中和孙梅君(1998),“农民负担的现状及其过重的根源”,《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四赵阳、周飞舟(2000),“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秋季卷。一10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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