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为利的感悟(以利为利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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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以利为利的感悟》

第二章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中央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收回权力，与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有关。以行政的手段集中经济权力是中国政府调整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当然是以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全面掌控为前提的。在重新集权之后，计划经济就又回到放权前的局面，经济增速减慢、企业活力下降，“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指的就是这种有“集权一放权”逮辑导致的经济波动和周期。第二轮的“收放”实践(1962一1978)第一阶段中央收权阶段(1961年一1966年)饥荒之后的时期是国民经济的紧缩和调整时期。调整的主要标志是中央重新收回“大牙进”时期下放给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的各种权利。所以说，从1961年到1966年，是中央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上重新集权的时期。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将物资、财政、货币、劳动计划等权力收归中央，提出了“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基本方针。在此之后，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的规定、指示、要求，全面集中和上收权力。在计划决策方面，中央直接管理的计划指标,“一般应占到各项经济活动总额的大部分\".由具体而言，中央管理的比重应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0%左右，占进出口贸易额达85%-~90%左右。在基建、物资方面，上收了基建审批权，规定只有小型项目由省、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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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批准，后来又进一步规定小型项目也要报国家计委备案，任何部门、任何地区都不许在计划外安排项目@。物资分配则采用“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原则，专设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后为物资管理部)，实现人、财、物的“三垂直”管理。国家统一分配和部管物资由1959年的285种增加到1964年的592种。在劳动管理方面，对于劳动计划、工资权限、招工指标也都由中央统一管理，只要没有国家安排，原有的职工工资实际上被冻结起来。另外，物价管理权、商品的购销权也都收归中央。在财政方面，上收了地方财权和财力，中央与地方实行的是“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不再划分中央固定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而@1963年中共中央批转《计划工作条例(草案)》。图见1962年中共中央《关于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的规定》、《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基本建设时间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几项规定》等。一“源了=-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是“一揽子”计算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预算收入，各省份将自己所有的预算收和信减掉预算支出之后，按照这个余额占预算收入的比重与中央进行总额分成。与“分类分成”体制不同，这个“总额分成”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年一变，每年都按照上一年收入和支出的差额进行重新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省某年收入增长过快，其下一年上解中央的比例就会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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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用下面一个简单的表格来表示:表2-3虚拟的某省收入增长和总额分成比例(亿元)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如果此省的支出规模保持不变，在其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地方留用的比例呈快速的下降趋势，而上解比例则快速上升。在此前的“分类分成”体制之下，由于分成比例确定不变，所以地方增长的收人大部分不会与中央分享。可见，与“分类分成”体制相比，总额分成体制更加有利于中央而不利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的集中有利于结束在“大跃进”期间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作用是明显的。第二阶段”中央“放权”阶段(1966年一1978年)自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发动，中央和地方关系又一次出现了大的变动，这个变动首先表现在中央在行政和经济管理方面对地方的分权，不过这次分权与“大婚进”期间的分权相比，有一些明显的独特之处。1966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说:“一切统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随后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中央部门收上来的三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去，连人带马都出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提出以“块块“为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精简、合并中央机构，在1970年将国务院直属的部委机关由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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