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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以利为利的第八章》
第十一章发达地区的基层财政所以留在村小组、用于农户股红分配的比重就相对较多。但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按照乐民村1999年制定的《乐民村委会财务管理实施细则》,村小组虽然是一级核算单位,但是已经没有独立的财会人员,村民小组的资金集中到村委会管理。每个小组除了小组长以外,只有一个临时出纳〈当地称为“驭脚出纳”,即非正式出纳之意),小组长只有权审批1000元以下的非生产性支出,村民小组的年终分配方案是由村会计站做好、经村委会领导审批之后即可实施,村民小组长竟不参与其中。这两个村的村组建制关系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否随着村庄财产的快速增长,对财产的占有和分配权力会逐渐上移,越来越集中到村委会一级手里?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村子,来试图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同仁村是南海市唯一没有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村子,诛因是土地非农化的程度很低,农户也大都不愿实行股份合作。同仁村的地理位置比较偶角,在主要靠土地非农收入的南海,算是比较贫穷的村子了。2001年同仁村村本级的收入只有35.3万元,除了8.5万元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治安、征兵费外,还有21.2万元的“企业上交利润\",实际是一些街面店铺的租金收入。这个水平和柏村、乐民村都相差太远。囊11-了17同仁村各小组财务收入(万元)村小组财务收人孔北1.6擒头11.7鹿哆13.1原屋边17.1共南-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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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东1.6孔东3.8孔南28.2孔西过合计79.1同时,与前面两个村相比,同仁村也是村组两级核算,但村小组的独立性很强。与乐民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小组不但有独立的会计,而且村本级的会计对村小组的账目只是留存副本,连汇总的工作都不做,更谈不上管理和审批了。与其他村子相比,村小组的财务规模也很小,所有的村民小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加起来,收入也只有近80万元〈见表11-17),而且这些收入大都是农业发包的收入。在同仁村,也没有在前面两个村已经显露苗头的村级公共财政的行为,而是单纯的收费和相应服务。主要的公共开支就是学校和治安,是靠向农户收费来维持。由以上三个村的情况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土地非农化程度越高、经济实力越雄厚的村庄,其对财务的控制和分配权越集中到村一级,而财力薄弱的村庄的基本核算和运作单位仍是村民小组。村庄和企业的关系探讨村庄和企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探讨村庄和其收入来源的关系。如在分析乡镇财政时所指出的那样,南海市通过将土地非农化的收益留在地方(乡村基层),而造就了一个繁荣的、生机勃勃的农村景象。与八九十年代的“苏南模式”不同,村庄和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村庄也对企业的产权没有任何干涉;但是与企业和村委会没有什么关系的“温州模式”也不同,在南海,村庄和企业之间有着极为微妙的“间接”关系。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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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类似于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是以直接的租金关系为纽带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企业来此落户,每年给村庄交付一笔土地和厂房租金。但进一步而言,这种关系又是一种非正式的、互相依赖的共生关系。之所以说是非正式的关系,是因为村庄并没有办理国家规定的农地转换用途的正式征地手续,这些企业的占地在国家正式法规中仍然是农业用地。一但双方发生争执而使第三方介人,将会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这种关系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办理国家农地转换用途的成本太高,一个村长告诉我们,办这个手续要每雷9万元。这笔费用村庄显然负担不起,如果要企业来负担,那么企业来此落户的成本就急剧升高,企业家就不肯来此办厂了。显而旬见,不办理农地转换用途的手续对双方都有利,因为企业既可以得到便宜的土地,村庄也可以将全部土地非农化的收益留下,但村庄、村委会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而企业也间接承担了这样做的风险。因为企业的投资都是一些难以撤换的投资,一旦这种交易被宣布为不合规定,企业除了接收处昼以外别无他法。这种风险使得企业和村庄之间的关系变得彼此小心贾辟,一团和气。首匈,村庄和企业之间签着了非常详尽的租地协议。协议中将各年的租金一一详细列出。我们可以理解,如此详尽明确的协议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产生的纠纷,以导致第三者介人而使这种“共生”的交易关系破裂,那样就是一种了两败俱伤而不是现在这种“双赢”的局面了。一020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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