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的身世、学术选择与独特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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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身世，段义孚先生有一句妙喻，说自己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从少年时代大事件的亲历者到成年后越来越退缩到学术的世界中去。且不论学术世界是不是就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小世界，段先生的少年时代确实算得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大时代。虽是懵懂少年，他已饱尝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之苦。而其父母背后的人脉则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顶流，其叔祖为段祺瑞，其父和周恩来是学生时代的至交，其母则为大汉奸汪精卫的表亲。

这种人际网络所代表的格局、眼界和信息量当时或许只道是寻常，但无疑无形中为日后段先生的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打下了基础，而日后其父跨度甚大的国际外交生涯更是奠基了他世界主义的问学路径。

在段先生的自传中，回忆起在重庆上学时所用的教材时，他颇有意味地指出，在他心目中那些世界级巨擘如牛顿、富兰克林等人的少年形象并没有异域之感，而是可以引为同类的伙伴。这种 “赤子之心” 想必很多人都拥有过，但若没有后天际遇的加持，则长大成人后就很容易退回到文化中心主义的窠臼。

段先生后来博采人类各文明之长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其来有自。以段家的人脉和段义孚自身的学历，若要从政也不难有一番作为。即使问学，也未必要选一条并不能达至显学的小众路径。段先生之所以选择地理学，似乎与其想走一条主打 “忘情” 的人生之路颇有关系。

他自认无法承担在世人眼中正常的亲情角色，宁愿退回到在常人眼里颇为清冷孤寂的地理学研究生涯。据他所言，越是类似沙漠岩石这种缺乏 “生命气息” 的研究对象，越是令他感到心安，而热带雨林这种充满嘈杂蓬勃生命力的空间，则让他有被威胁与压迫之感。或许恰恰因为个人情感的缺失，令他对地理学倾注了叫人脑洞大开的各种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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