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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明的逻辑》电子版：

工业化转型会加快，工业产值的占比会上升更多。金融的深入发展，也与当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存在显著关联:1817年时当地人金融从业者越多，1881年时各产业的生产率都会因此显著提升。他们还友现，19世纪初金融从业人口占比高的地区，不仅会加快本地在之后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还会加快临近城镇的工业化速度，为后者融来显著的溢出效应。一言以蔽之，金融不仅促进城市的崛起，也助推了催生近代文明的最重要变革一一工业革命一一的起飞。总之，美国从建国以来，先是继承西欧的传统金融行业，然后逐步将资本市场、消费金融、保险金融和银行金融都推向新高。一方面，这丰富了企业发展的资本支持，让创业创新风险分散在干干万万投资者之中，为美国成为创新型国家黄定基础，正如熊彼特所言:“信贷的本质功能，在于帮助企业家将经济纳入创新的轨道。”另一方面，个体间的社会化合作和风险互助因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在金融得到全面发展之后，个人和社会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自然今非苦比，这也是暴力在19世纪、20世纪持续下降的主因之一。现代金融来到中国美国昌然是18世纪80年代才开始建国，但由于其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文明的文化资源和制度基础，金融在美国不仅没有水土不服，而且很快被发扬光大，抬升了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反，现代金融进入中国的经历远没那么顺利。前文谈到，早在轴心时代中西方的选择大为不同，中国选择靠血缘宗族解决风险互助与资源共享，从西汉开始，专注发展儒家礼制和血缘为本的伦理道德，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际合作都依赖血缘网络的社会，在后来的洋务运动时期，即使引进现代金融，也是水土不服。中国早就有基于集市的商业市场网，但如前文所说，由于在轴心时代选择依赖血缘建立社会关系，这造成中国法律传统一直侧重刑事和行政〈即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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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维护朝廷的统治为中心，轻民事商事(即民法)。以清代为例，志凯翔与林展在对《大清律例》做统计后发现，在总共2354条律例中，只有120条涉及民事、31条涉及商事，两类加总只占6.4%，其主体在行政(814条)、刑事(669条)、用刑和司法(446条)等，足见中国法制传统中的公法为主、民法甚微的特点，即使法律涉及个人间的合同纠纷和契约权利，一般也是因为这些事务影响到帝国的政治。所以，《大清律例》基本是一部执政法，与西方法律渊源的《罗马法》相反。琼斯(WilliamC.Jones)说，“罗马法主要关注的是民法，而在中国，这仪仅是当其影响到皇帝的利益的时候才被考虑”。容头是第一位留美中国学生，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很快回中国投入洋务运动，1865年着手翻译帕森斯的《合同法》(ParsonsonContracts)，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想这本著作对中国人应该是有用处的。在翻译这本书时，我有幸得到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他最终说服了我不要再继续翻译下去，理由是像这样的书，即便全部翻译出来了，中国人是否需要它，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中国法庭很少涉及合同诉讼”。此外，在中国历朝金字塔式治理体系中，知县是皇权在最底层的代表，职权包括行政和司法，判案只是其诸多权力之一，没有专职法官一一这一特色注定了晚清金融洋务运动的宿命。在传统中国，如果张三买羊肉后发现得到的是狗肉，以欺诈违约将卖方“告”到县太和人处，县太爷对商事“细故”会顾不上。民事纠纷一般由宗族解决，商事主要由风俗习惯、礼制道德规范，或由行会商帮解决，再就是个体自我防泡，或诉诸暴力;如果是跨地区纠纷，就可能求助于武林镖局。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人们为了降低交易契约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只好依赖“关系”，包括血缘、朋友、熟人关系，以关系作为信任基础，减少纠纷。如果交易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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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不大，声誉压力足以规范交易行为，特别在人口流动少的社会里，“关系”和习俗能达到相当的契约执行效果。可是，如果市场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交易价值超过一定规模，声誉与习俗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会不足。这就要求有独立的外部契约执行机制，靠正式、非人格化的法治保障交易契约，否则就难以为继。由于金融交易买卖的是跨期承诺，因此比一般商品交易对执行机制的要求更高。在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中国重启远洋贸易之前，由于生产规模与市场广度都有限，基于上述“关系”的金融，即“关系金融”(relationshipfinance)或“人格化的金融”(personalizedfinance)基本够用，其交易以及契约执行的基础是“关系”。传统社会的“熟人”借贷，还有后来的钱庄、当铺和票号，都属于关系金融:金融机构规模小，从本地吸收存款或投资，然后又投放到本地居民和企业，各方都为熟人，项至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地方生活。由于礼制支持下的宗族互助和关系金融就够用，对外部金融的需求有限，因此对文持外部金融的法治体系的需求也低，“非人格化”的民商法体系难以发展。1842年五口通商开塌后，长途外贸快速上升，这不仅带动上海等口岸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且促使通商口岸与内地贸易的增长，市场的地理范围不断外延，加快各地区的行业分工。山西第一家票号一一日升昌票号一一创办于1823年左右，但更多标号及各地分号出现在19世纪后半期，1850年后全国新建的分号有54家，为1850年前的两倍，票号行业显然受益于通商之后内外贸易的上升。跨区贸易从根本上推动了票号、钱庄等关系金融的发展，但很快也暴露其局限性，因为票号业务的规模与范围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东家与掌柜之间、票号与分号之间、分号与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或契约执行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不是只靠“关系”就能解决，也超出清朝正式司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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