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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明的逻辑》电子版：

此外，由官府组织从没被旱灾波及的地区大量购入粮食。曾国荃派专人到河北、云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采购粮食。“奉天的锦州、牛庄，宁夏的中卫，山西北部的包头、归化，河南南部的内旗镇及东部的周家口、三河大，河北的攀城，安徽的颍州等处，都是当日各灾区广购粮食的地点。”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在李鸿章主持下，各省建立筹赈局和转运局，山西粮供由浙江、江苏和奉天的筹赈局负责运人至天津，再由他在直隶的转运局分水陆二路层层接力入晋。省与省之间也不乏协作，如陕西和山西相邻，虽然同样被旱灾波及，但山西灾情远甚陕西，两地粮食差价高达60%。“所有船只都被征用，向山西和直隶河沿地区运送物资，手推车和马车也加入了运输。”除解决饥郭外，曾国荃还需要控制瘟疫的横行:一方面，分散设立赈济点，并区隅领取赈济者，以防疫病交叉传染;另一方面，向基层广泛发放医药，医治染病者。灾情缓和之后，曾国荃又通过多项政策鼓励生产，包括打井以拓宽水源、向农人发放银两，供他们购买种子。“了本成奇若”的赈灾举措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具有代表性”邓拓将救荒政策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消极的救荒政策，包括“治标”(分赈济、调村、养虱、除害)和“灾后补救”(分安辑、毅缓、放贷、节约);第二是积极的救营政策，包括改良社会条件(分“重农”及“仓储”)和改良自然条件(分“水利”及“林垦”)。曾国茎的救灾举措几乎涉及了邓拓分类中的每一侧面。在另一研究清代救荡实践的经典著作中，魏不信将救济政策大致归为调配赈济、增加供给、调控价格与加强生产四类，这些也是曾国荃的做法〈除有意不干预价格外)。因此，规模空前的“本成奇蕊”，可看作历史上国家救苇策略的“甬影”。曾国荃的救癌行动对纾解山西灾情、抒救生命，贡献巨大。尽管如此，截至1878年，旱灾仍造成约700万人有死亡。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包括前述的朝廷及地方财力不足、备匾不够。以常平仓为例，1875年时的山西，储粮远远不够，无法应对灾项救济需要;同时，山西地势险峭、路途遥远，造成商品市场整合程度低下，限制了市场及时发挥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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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曾国荃才如此注意不去挫伤粮商的积极性。那么，为什么灾荒之前常平仓等储粮不足呢?这涉及国家福利政策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也是为什么虽然国家通过强制力能够大规模调动资源赈灾，但并非每个国家、每个朝代都选择大力推动政府和福利。在一份填有局发性的研究中，薛华(CarolShiue)分析了清代1740-1820年中央赈痰、省内商品市场整合度和各省人均粮食仓储量之间的关系。她友现，在18个省份中，过去朝廷给予一个省的赈灾援助越多，该省的常平仑、社仓和义仓的总体人均粮食仓储量就越低，道德风险显著。也就是说，既然灾害来临时国家会救济，本地努力预防的动力就不高。薛华注意到，各省得到朝廷救助的频率不完全取决于该省灾害发生频率或人均田亩税水平。比如，直隶人均田亩税在18个省中排第11位，但得到中央的救灾援助次数却排第1位(在1740-1820年得到过477次);而山西、甘肃人均税赋分别排第3位、第18位，但得到中央的救助次数分别排第10位、第4位;只有江苏在两项指标上都排第2位，相对一致。既然得到朝廷赈灾支持的次数不完全取决于税赋贡献多嘉，自然给地方官府在决定本地备灾仓储时以很大的权衡空间，与其化力气储备，还不如下功夫人在朝廷公关上。一旦政府能下拨援助，会变蕊政游戏规则，降低地方自救的积极性。此外，跨区商贸市场也影响地方官府的仓储备苇选择:市场发达、整合较好的地区，政府备灾的积极性会较弱。薛华以两个指标度量各省的跨区市场整合度: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省内各府之间的粮价相关系数，以及“临近运输河流的辖区数多少”。由于在现代公路、铁路和空运出现之前，水运是主要的规模运输工具，因此靠近运输河道的府县越多，或跨府粮价相关系数越高，说明那个省的跨区粮食运输越畅通、市场整合度越好，依赖市场的救邯能力就越强。在图11.?中，蔡华根据跨区市场整合度高低，将保有相关历史数据的10个省分成三组，然后计算每个省在每个时间段的人均粮食仓储量。从图中可以看到，在1749年到1831年间的任何时间点上，跨区市场整合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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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省，包括江苏、安徽与江西，其人均仓储量平均最低;市场整合程度居中的湖北、广东、浙江、广西，人均仓储量亦居中，市场整合度最低的福建、湖南及贵州三省，人均仓储量最高。这佐证了市场与政府在应对风险职能上的彼此蔡代作用:如果在灾情发生时商人能便捷快速地从其他地区运来粮食，本地政府就不必储粮备苑太多。当然，前提是灾害不能太猛烈、道路安全不能失控，像“本成奇序”这样的大旱，打击面广，灾情时间长，异地运输也不安全，市场就解决不了灾荒的挑战;而如果太多依赖政府救助，又会带来道德风险、官府腐败等后患。所以，对任何社会而言，理想的安排还是多维度、多角色的:家庭、宗族、宗教、市场和政府福利都齐全，相互竞争，也相互补充。人一高度市场整合地区35一重一中度市场整合地区去_，”低度市场整合地区<吨5喇20钼局15侯怪103闪501749二双人177618111831(年份)图11.5市场整合度高低与人均仓储量在实践中，不只是政府和市场间在应对灾害风险上存在竞争和蔡代的关系，而且政府与宗教之间也存在彼此竞争，这一点我们在下两节详细讨论。此外，宗族与政府在备灾救荒角色上也存在相互竞争蔡代的张力。周致元总结了明朝徽州宗族组织的备灾救荒经历，包括建立仓储、减免租金、赈济灾民、掩埋遗骨、捐购粮食以及施医放药。对比前述政府备灾救灾实践，可以皮现:宗族和政府采取的措施相当一致。周致元总结说，“在徽州这样一个山高林密的地区，由于宗族制度的逐步完善，宗族社会保障功能的加强，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府社会调控功能的欠缺。因而，宗族在明中后期的徽州的社会救济方面，有着很独特的作用”，而至明朝中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败加深，官府救苔体系也逐渐丧失调控功能，宗族的避险角色更加凸显，当地大兴饲堂建设，使人们的生活在明中期后走上全面宗族化的轨道。当然，周致元论述中的偏差之处在于把宗族救助和政府救助的优先顺序搞混，因为在正党社会里，政府福利应该是对宗族互助的补充，作为民间自救的宗族互助应当在先，政府福利在后，先靠自己，然后才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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