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城邦改革看政治制度与战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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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科改革的本质是用钱说话来替代用血统说话，所以是寡头制；

梭伦改革的本质是 “同质个体聚集，异质团体分权”，所以是共和制；

克里斯提尼改革强调的是 isonomia，也就是结果的平等，所以是民主制；

而伯里克利，他的执政基础是给民众发福利和大搞基建，所以根据国内的政治形势，他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多次摇摆，而每一次摇摆的目的都是一个：保住自己的权势，所以柏拉图把伯里克利称为 “黑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民粹政客。

在温泉关战死的那位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在他前面的两个国王和后面的两个国王，三个被处死，一个被流放。这揭示了斯巴达与雅典一样，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小，底下民众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它的政治权力的分布和雅典一样，都是逐渐向下的。

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城邦最终没能避免两败俱伤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所以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说两个国家变强大了，所以一定会干一下，这个不符合事实。因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要弄清国际关系，必须得到国际关系参与者的内政中去寻找答案。绝大多数战争，发动者都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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