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飞舟以利为利讲座(以利为利周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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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周飞舟以利为利讲座》

第七音”基层政权的“巧译”状态农民负担，指的是农民对国家所要负担的税、费、劳务以及各种摊派。，在传统社会，这些一般被叫做赋役。农民负担这个词语在90年代中期以后被频繁使用，成为“三农”问题的中心概念之一。2002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日益繁重的农民负担问题所引发的。本章主要讨论农民负担的主要表现以及其中所萄含的关键问题，介绍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思路和措施及其引发的农村基层政权的新变化。农民负担的历史和现状农民负担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这也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历代的王朝兴误更替，除了外族人侵是一个直接的外部因素之外，沉重的农民负担导致民不聊生是重要的内部因素。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农民负担问题，被看作是“国之大本”@。农民负担一方面关系到民生，另一方面则关系到国家的财政状况。在传统社会，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农民，因此这对矛盾显得尤为罕出。司马光说:“天之生财赋也有限，不在官则在民”。政治的清明与否往往表现在农民负担的轻重程度上。清明的政治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轻得薄赋，国家财政虽然不够丰厚，但“藏富于民”，百姓衣食无忧;而氏职的政治则或中”唐主持实行“两税法”的杨炎说:“夫财赋，邦国之大本，民生之候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下。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播。”(《有旧唐书》一一作本传)。其他类似言论，多见于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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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之言论。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因为国家聚敛、或因为穷兵睫武、或因为贪官污吏，百姓既因搜刮而穷，国家财政也因之最终陷于困境。自清来以来，随着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农业税收已经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其份额逐渐下降。民国以降，农业税收不再上解中央，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昌然有利于农民负担的减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基层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负担，这也成为中央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一个问题。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民负担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S0年代初期，建立了国家对于粮食及其棉花、油料等作物的统购统销体制，又通过农村合作化运动建立起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基层组织制度，改变了农民负担的基本形式。这个时期农民除了要上缴农业税之外，还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即以国家规定的征购价格将粮食卖给国家。这是市有强制性的“卖”，所以实际上是国家向农民以购买形式征收的“了瞳税”。农民以征购价格售卖农产品，再以国家规定的价格购买向农村销售的工业品，形成了所谓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前刀差的存在，与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加速实现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有关。自1953年至1978年，农业税为897.6亿元，占农业国民收入的5.4%，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获取的牌市价差额为2800亿元，约占同期农业国民收入的17名出。除此之外，村庄集体的开支(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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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农民负担的组成部分，所以总量应该不少于农业国民收入的30%。在这段时期，虽然农民负担非常沉重，但是由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以及收益分配的权力都在村集体，无论是农业税、征购粮还是集体费用都是从粮食产量中先行扣除，然后才在社员中进行分配，所以征税难、征购难的问题并不突出，农民个人对于如何交纳这些负担没有参与和控制权。自1978年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包产到户”的中心内容是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分配到农户手中，因此农民负担的征收成为新间题。“包产到户”下分配制度的标准概插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其中“国家的”部分包括农业税和粮食定购任务,“集体的”则是村集体的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这是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此外还包括农业劳动力每年20~30天的义务工劳动。随着农村地区粮食市场和粮贩的出现，以及粮食由统购统销的“统购”转变为“和镍驯”由于估计方法不同，剪刀差的总额在学者间分歧较大。在此采用武力先生的计算，其他的佑计，可以人参见王耕今等《1993)和崔晓黎(1988)。详见武力(2001),“1949一1978年的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王耕今和张宜三主编1993),《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积累问题研究上》，山西经济出版社;，崔晓黎(1988),“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10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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