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血亲复仇：“理”与“法”的冲突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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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运转当中，往往出现 “理” 和 “法” 并行的情况。这事是对是错，是 “理”；国家的禁令，是 “法”。复仇，法律是禁止的，但民间很推崇，这就出现了法和理的不统一。

对古代的立法者来说，尴尬的是，理 / 礼和法是没有办法统一的。一方面，朝廷想要垄断暴力，不希望民间私自复仇；另一方面，血亲复仇可以从儒家经典里找到依据，民间普遍支持。

允许血亲复仇，会导致民间滥用暴力；但不允许血亲复仇，官府就必须承担惩罚凶手的义务，官府又不一定能做到。比如蒋老师在本书中提到的《小娥报仇》来说，申兰、申春这些杀人凶手罪恶滔天，官府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又不许人家复仇，自己又只能纵容凶手逍遥法外，这就会招致很大的民怨。

所以唐律对血亲复仇应该怎么处理避而不谈，这也就导致唐代对这个问题出现很大争执。

陈子昂、柳宗元、韩愈三位大文豪，都为儿子为父报仇的案件应该怎么处理，发表过意见。

陈子昂的观点是，对复仇的孝子，应该依法处以死刑，按礼给予表彰。这是承认礼和法没法统一的现实，但又展示朝廷可以同时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

韩愈的观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唐律采用的做法：我不告诉你具体满足哪些条件，报仇就可以减刑乃至无罪，保持法律的威慑力；但实际处理有弹性，会尊重民间的观感。

柳宗元的观点是，礼和法必须统一，如果爸爸该死，那么儿子复仇就既不合礼也不合法，就该处死；如果爸爸不该死，是被屈杀的，那么儿子复仇就既合礼也合法，就该表彰。这个立场，和唐传奇《谢小娥传》的立场很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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